在西方，从笛卡儿开始，就以我思建构了作为本体观念的绝对个体自我。
分开公领域和私领域，除了可以避免通过公德绑架私德、公权干涉私权以外，还可以通过规则来积极、正面地成全私领域。该文对近代学人的主要观点以及近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章程均有详细考察，不仅明确辨析了前人讨论中存在的概念不严谨之处，更是以此为切入点，转向对现代社会风气的现实关切，并且从一位儒家学者的角度提供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虽然他这里的私德不完全是儒家传统道德，但毕竟依然诉诸私德来保障公德。可以设想，如果对于碰瓷者能够以欺诈罪来量刑，效果比单纯说教会好很多。国内这几年所谓的碰瓷现象屡屡发生，对于碰瓷者多半只进行道德说教。提升社会公共道德并加强私德中的个人基本道德，这不仅与近现代以来道德生活的实践有关，同时也是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不同，国家的治理、社会的管理都是高度技术化的，只有一个公天下之心，而没有相应的治天下之器，根本达不到利天下之用的目的。
举个例子可以看清楚它们的区别。夫规则何自昉乎？使个人之所为与他人无与，则不必谋于一群，而一群不得施其干涉，故有完全之自主之权。康有为对公羊历史哲学的发挥比龚、魏大大前进了，龚、魏引申公羊学说鼓吹变革时，还停留在议论阶段，至康有为则将公羊学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他的新三世说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
他在戊戌前后的多种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最后引宋帝诏书称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把何休解释孔子修《春秋》不但具有预示政治局面要发生巨大变化，进而说明历史必变的思想，降低为在礼制上采集众说以实行之。而传承最有特色、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并且对社会政治领域和学术思想影响最为巨大的，则非公羊历史阐释学莫属。在历史上，从义理上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著作，在两汉时期曾产生过两部名著，一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是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诂》。
故此，他对《公羊传》开端元年春王正月极为重视，称为建五始，作为正奉天辞的第一项。他是同治至光绪初年宗今文经学的学者，著有《春秋公羊何氏笺》十一卷。
龚自珍因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对于西方势力东来后出现的剧变未能有更多的认识。(29)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刘逢禄的经学成就实包括内部开掘构建与外部廓清两个方面。刘逢禄(1776-1829)是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人物。
他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便完全违背从政治性和变易性角度考察的正确方向，这就无法发掘出《春秋》的义，也就无法由此加以发挥、表达本人的思想主张。公共阐释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其基本特征有六项，即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
用这种标准来看待公羊学，他极不满意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认为它们支离拘窒，毫不足取，故弃之若敝屣，另来一套。孔子学说主张重证据，戒盲从。
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魏源同样是今文经学的健将。
他把折中、弥缝作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害怕按汉代公羊学者的解释而与《左传》《穀梁》造成分歧，落下被人指责的把柄，故有如下一段评论：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二)戊戌维新前后双轨演进的新特点 至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1858-1927)(21)为代表，更将公羊历史变易观与西方政治学说、近代进化论相糅合，发动了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变法运动，公羊学说因之风靡天下。公羊学说核心内容之一之通三统是阐述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沿用不变，孔广森对此不理解，他拘泥于训诂学的解释方法，只把通三统解释为三种历法的演变，故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虽文王不是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这些论述都有力地启发后人深刻地去理解公羊学说的政治性特点。④陈其泰：《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庄存与采用了董、何的解释，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即何休所说因时代远近不同，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故采用异辞，使之符合于人伦名分。他张大公羊学的旗帜，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事理发展之必然，是学术演进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从学术演进趋势看，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刘逢禄的非凡努力，为清代公羊学说争得了足以与古文经学派相抗衡的牢固地位。
可是，桓公后来弑其兄隐公，是大恶的行为，恰是隐公助长他的。康有为谈到两部书的关系时说：既著《伪经考》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
然而，后人却能根据他用辞的曲折微妙，去探求深切的寓意。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
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12)春秋公羊学，就代表大力继承和发扬孔子重视义理之学之一派，由《春秋公羊传》发端，经董仲舒、何休大力推阐，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的历史阐释学体系，在儒家学说中独树一帜。对公羊变易历史哲学的改造和运用，使魏源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比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先进性。孔广森主张三传平起平坐，一样看待：公羊、穀梁、左丘明并出于周秦之交，源于七十子之党，学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诋也。
至1894年以后，两人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11)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所以隐公这种让恰恰应受到谴责。故此，他又强调唯《公羊传》最知《春秋》的义旨，《左》、《穀》二家则谈不上掌握圣人制作之精意⑨。
以上论述均明确地重申董仲舒及何休对三世说的解释，甚得公羊学说之要领。晦暗千余年的公羊学说，至此才得显扬。
对此，庄氏特别加注，说：此非《春秋》事也。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还活了十六年，他一生跨过封建末世和近代史开端的两个时代，因而，对鸦片战争以后局势的变化有深刻的感受。凌曙(1775-1829)，字晓楼，与刘逢禄大约生活在同一时期，著有《春秋公羊礼疏》十卷、《公羊礼说》三十篇。张江的文章作了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他认为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项，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线。
何休注中称据鲁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是讲孔子含有深意地变周历的春季为夏历的冬季，预示着朝代要改变，新局面将出现。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已。
(21)康有为号长素，又称南海先生。并且他断言封建统治已到了衰世无疑：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三科九旨之言枝叶扶疏，寓历史变化于三世之中，盖调停先王、后王之折衷论者，在保守的儒家学派中亦新奇可喜，影响大而变化多端。从历史上看，中国学者重视历史阐释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因为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对于经典的理解，对学者的成就或对一个时代学术的评价，或是学术的传承，都不能离开阐释。
